梦想为科技插上翅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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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山南麓，北京怀柔。

风从四野吹来，拂过一望无际的玉米田，发出萧萧瑟瑟的声音。

王中林在北方农村长大，这样的景象他并不陌生，但这一刻的感觉却如此不同。

他那年51岁，简历上连缀着一串欧美顶尖高校和实验室的大名，接连斩获过美国显微镜学会巴顿奖章、美国化学学会S·T·L奖金、美国陶瓷学会普帝奖及埃瓦德奥顿纪念奖、美国材料学会奖章和美国物理学会詹姆斯马克顾瓦迪新材料奖，是世界少有的集齐美国五大学会奖的学者。人们介绍起他来，总是欧洲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……闪光的头衔一个接一个。

但此时此刻，他脚下这片荒朴的处女地，看不出一丝现代科技的气息，仿佛出走半生，兜兜转转，又回到了某个起点。

有人把这块土地托付给他，同时交到他手上的，还有一个“100个人听了，99个说干不成”的计划。

转眼间，10年过去了。从2012年到2022年，这片土地早已沧海桑田，昔时的青纱帐，变成了今日的红砖墙。一座崭新的科研机构矗立在怀柔科学城：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。

将相故里，寻常人家

1961年，王中林出生在陕西渭南的蒲城县。

这是个小地方，但是古色古香，文物遍地。春天一来，满城梨花胜雪。小地方的人毫不妄自菲薄，他们管自己的家乡叫“将相故里”，那“一将”是发动“西安事变”的爱国将领杨虎城，那“一相”是“以尸血谏”道光皇帝的清代名相王鼎，都是硬骨头。

王家是县城里再普通不过的一户人家，父母都是务农出身，家里子女5人，上面两个哥哥两个姐姐，最小也得宠的就是王中林。

谈起双亲，王中林最先想到的词是“勤劳”“豪爽”“正派”。在他的记忆里，父母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干活儿，一忙就是一整天，几乎没有消闲的时候。父亲后来做了工人，还学了一身酿酒的手艺，一个月30多块钱的工资，在乡里乡亲间俨然也是“高收入”了。

每到父亲领工资那天，母亲总要抢先把钱掏出来——“不然，只要他在街上逛一圈，这钱可就没有了。”王中林笑着回忆道。谁家的孩子交不上学费，谁家的老人要看病，老王只消听到一句，就忍不住慷慨解囊，“常常忘记我们几个孩子的学费还没有着落。”

对外人慷慨大方，对自己家的孩子却是格外苛刻。小时候，父母常把他们兄弟姐妹叫到一处，教训他们绝对不许乱拿别人家的东西，“不然就把腿打断！”

5个孩子里，王中林出生的年景是最糟的，赶上3年自然灾害，打从娘胎里就弱小。但他的年岁又是最赶巧的，前面几个哥哥姐姐都没念下去书，唯独他在最合适的年纪，赶上了全国恢复高考。

回顾中小学时光，有一半在田间地头度过。小学时候，就得端着沉甸甸的砖头，走上3公里，从砖厂搬到学校去垒桌子；从初中开始学工学农，要把农民不愿意种的45度坡地都改造成梯田。每到中午，满头大汗，口焦舌干，班里50多个半大孩子，就传着一只水瓢，你一口我一口地分水喝。

这样成长起来的王中林，15岁时体重才81斤。严重的营养不良，让他稍一运动就容易头晕。即便这样，他在下地干活儿的时候也从不偷懒。在那样的环境下，他没想过念书，也没想过会有上大学的机会。心里只有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信念：“学什么，一定要学到最好；做什么，一定要做到最好！”

命运转弯的那天，乍看来平平无奇。刚刚跑完早操，老师从县城南边拿回来一套卷子，说要来个突击考试，测试测试大家的水平。那是一份化学卷子，王中林考了85分，全年级第一。老师一看，说还可以呀，那我们的学生还是有希望的。

从那时起，全校开始了如火如荼的高考备考突击：突击数学、突击化学、突击物理、突击政治。语文突击不了，是个慢功夫，就一点一点地跟文言文死磕……1978年，17岁的王中林一举告捷，考上了西北电讯工程学院，也就是现在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。

他的志愿表没填物理——“我看到周围的物理化学老师都挺清贫，就想咱可不干这个。”他精心选择了认为“最时髦最热门”的计算机专业。但命运跟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：因为他的物理成绩太好，学校就把他调到了物理系。

王中林后来常说：“这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一个选择。”似乎忘记了这个选择并不是他自己作的。时隔多年后他感慨地说：“一个人作的选择最开始并不一定适合自己，但要通过努力把它变成最正确的选择。”

生如候鸟，学海飞渡

在西北电讯工程学院，王中林遇到了几位难忘的恩师。

一位姓胡的女老师，解放前做过地下党，带着学生做物理实验，也攒着一股老革命的认真劲儿。如今王中林脸上的两个近视镜片儿，右边要比左边厚一些，就是当年总睁着一只右眼做光学实验的后遗症。

还有一位教原子物理学的刘老师，北大毕业生，站在讲台上可谓神采非凡，讲话中气十足、抑扬顿挫。他不看书，也不看教案，信手就能写出满满一屏漂亮的板书，一步一步地推导，把物理公式背后的意义解析得清清楚楚。台下的王中林总是被这一幕深深地吸引。

做毕业设计时，王中林特地去找了这位刘老师，课题是关于塞曼效应的。期间王中林意外发现，一本英文量子力学教科书里的一个公式似乎出错了。“不可能吧”，刘老师最初还有些不敢相信，拿着王中林反复推了3遍的手稿回去研究。两天后，他郑重地说：“中林，你推的是对的。”

在王中林的毕业论文上，刘老师写下评语：“此学生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。”短短的一句话，在日后的漫漫人生中不断地激励和鞭策着他。

讲到这里，王中林走向书橱，抽出几本大学时代的笔记本。这些精心保存的本子上，都是密密麻麻的公式和笔记，有中文的，有英文的，扉页还用漂亮的艺术字体写下了标题。“还有这本——”王中林小心翼翼地捧出一本厚厚的书，书皮是1979年的老报纸，包得四四方方有棱有角，“这是我们那个年代最有名的数学书——苏联数学家吉米多维奇所著的《数学分析习题集》。我只有这一本，没有讲答案的那本。”整整5000道题，他都认认真真地做过了。

1982年，王中林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毕业，考取了中美联合招收物理研究生（CUSPEA）项目，也成为那年西北5省中被CUSPEA录取的唯一一人。

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，5万名学生里，只有不到10名来自中国大陆。置身于陌生的花花世界，王中林看什么都觉得新鲜，从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，到实验室中先进的设备……还没来得及兴奋，一种难以形容的紧迫感便攫住了他：“我这才知道，咱们国家还差得很远，我们有幸被派出来学习，就一定要学好！”

他开足马力，仅用了4年时间就拿到了物理学博士学位，打破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该专业自成立以来的纪录。

在这里，王中林的导师是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的鼻祖，J.W. Cowley教授。当时Cowley教授年纪已经很大了，还在坚持亲自做实验。每个周日的早上，他一定待在实验室里，所有学生都默契地不在这个时候去打扰他。再后来，他的手开始颤抖，把3毫米厚的样品放在显微镜上，要重复好几次。

“Cowley教授对科研的热爱，深深感染了我。”王中林说。这种热爱表现得非常具象：每个周末做实验的那段时光，就仿佛Cowley教授留给自己的一份礼物，没有什么能把它夺走。

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毕业后，王中林又来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博后。受科研条件的限制，王中林把重心转移到理论研究上。他一股脑把电子成像和散射领域近50年来的理论全部看了一遍，发现不乏矛盾错漏之处，便萌生了自己写一本书的念头，这一年，他才27岁。

7年后，黄色封面的大部头《电子成像和衍射中的弹性和非弹性散射》英文书籍正式出版。这本书被媒体誉为“具有卓越成就的经典之作”，欧洲读者甚至直接给它取了个昵称：“Yellow Bible（黄皮圣经）”。

王中林的下一站，是全世界显微学做得最好的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。一年之后他又回到美国，去了橡树岭国家实验室。之后在佐治亚理工学院提前晋升为正教授。2000年，39岁的王中林在佐治亚理工学院创立了纳米科学和技术中心，并出任该中心的主任。

在国外的那些年，王中林就像一只迁徙的鸟，不停地从这里飞到那里，从这一站飞到下一站。搬家成了家常便饭，拿几个纸箱，锅碗瓢盆一装，胶带一扎，飞机一托运，就走人。家人抱怨的时候，他这样说：“不是我选择了这种生活，而是生活选择了我。”

“我一直在追求对科学的梦想，哪里能实现我的目标就去哪里；在一个地方学得差不多了，就换一个地方继续学。这一路上，我看了很多，学了很多，所以我这一辈子，从理论到实验，从基础到技术，想做的都做过了。